減稅降費激發市場活力
發表時間: 2017-8-7  【字號:
 降成本是黨中央、國務院積極應對當前經濟下行、助力實體企業轉型升級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。近年來,一系列降成本具體政策相繼推出。

  這些政策的實施效果如何?企業成本負擔現狀又是怎樣?

  8月1日,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發布調研報告顯示,近年來實施的降成本措施成效顯著。同時,報告還指出,在我國面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,企業降成本任務依然繁重。

  減稅降費效果最為明顯

  2016年8月份,國務院印發《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》,全面部署“降成本”有關工作。

  “從調研省區的實際情況看,國務院降成本工作部署及地方政府結合自身實際推出降成本‘組合拳’,取得了降低企業稅費、融資、用能、物流、制度性交易成本等良好成效。”調研報告指出。

  本次調研課題組負責人、中國財科院院長劉尚希介紹,這些舉措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、保持經濟較快增長、促進企業轉型升級等發揮了重要作用。

  降成本的成效得到企業的普遍認可。從線上調查數據看,對于降低企業稅費負擔的政策措施,26.4%的企業認為成效非常好,36.8%的企業認為成效好,僅2.1%的企業認為成效較差;對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政策措施,認為非常好(26.1%)和好(37.1%)的企業共計占到了63.2%,只有1.3%的企業認為成效差。其他方面的降成本措施成效,企業認可度也都很高。

  “減稅降費的效果最為明顯。”劉尚希表示,從實地調研情況看,2016年國務院減稅降費政策目標已經實現。通過全面推行營改增,采取大規模結構性減稅舉措,清理規范涉企收費,減輕企業和個人負擔5000多億元,激發了市場主體的更大活力。

  比如,2016年山東省營改增減稅規模達327億元,省級涉企行政事業收費項目實現“零收費”,每年可減輕企業收費負擔約100億元。福建省全面停征省定涉企行政事業收費,落實國家擴大18項行政事業收費免征范圍,共計減少涉企行政事業收費約16.04億元。“從全國整體情況看,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,行政事業性收費從2014年開始呈下降態勢。”劉尚希說。

  “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上半年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數據,印證了中央包括降成本在內的一系列政策效果正在進一步顯現。”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所長萬東華說。統計顯示,今年前6個月,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36337.5億元,同比增長22%;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成本為85.69元,同比減少0.02元;每百元主營業務收入中的費用為7.29元,同比減少0.35元。

  “這些數據表明,企業的利潤和企業生產經營狀況不斷好轉,降成本的效果十分明顯。”萬東華說。

  企業降成本任務依然繁重

  “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,降成本是一項難度大、影響廣、挑戰性強的系統工程。”劉尚希表示,在我國依然面臨經濟新常態的背景下,企業降成本任務依然繁重。

  萬東華也認為,降成本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關系的再調整。目前企業成本高企的問題仍然突出,嚴重影響企業的市場競爭力。

  調研報告指出,由于降低企業成本牽涉方面眾多,容易受到內外部復雜因素的影響和制約,導致當前降成本的政策紅利被部分抵消或者效力發揮遲滯。與此同時,推進“放管服”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難度較大,后續改革繁重。

  “政府與市場邊界不清晰、中介收費不規范、信息不對稱、社會信用體系不健全等問題依然存在,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空間依然很大。”調研報告指出。

  比如,當前存在多頭監管、監管過多、重復監管等現象,加重了下一級政府部門和企業的工作負擔和運行成本。

  在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方面,一些銀行采取大額授信權限上收總行的集中管理模式,推行“一刀切”的限貸政策,抽貸、斷貸現象嚴重,小微企業融資難問題沒有得到有效緩解,“短貸長用”現象非常普遍,帶來了不小的金融風險。

  在降低物流成本方面,多式聯運和信息化水平偏低、貨物中轉裝卸消耗過大、運行效率低等問題,也亟待關注與有效解決。

  “與階段性、短期性的降成本政策相比,實體經濟企業健康發展更需要標本兼治的長效機制,特別是在完善金融組織體系、推動物流模式創新和深化電力體制改革等方面。”劉尚希說。

  統籌兼顧眼前和長遠發展

  “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,絕非一次性短期任務,需要統籌兼顧眼前和長遠發展需要。”劉尚希強調。

  良好的社會預期,是經濟平穩健康運行的基石。調研報告建議,當前各項政策要發揮預期管理功能,增加社會資本投入政策預期的確定性。

  要充分考慮稅費政策穩定對民間投資的影響,給民間投資服下政策的“定心丸”,將微觀主體的投資積極性充分激發出來。

  “在宏觀層面,在年度預算編制和中長期財政規劃中確定好減稅降費規模。在微觀層面,要在事中事后做好減稅降費的政策評估,跟蹤考察政策的執行情況,及時調整。”劉尚希說。

  調研報告強調,放水養魚的政策導向應堅持,千方百計減輕企業不合理的稅費負擔,降低企業成本,提高實體經濟發展能力。地方債務已經形成了不小的存量規模,出于防風險的整體考慮,依靠擴大赤字、債務來進一步降稅費,會擴大整體風險。因此,要進一步降稅費,就必須減少支出規模,至少不增加支出規模。

 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也認為,應該以政府支出的減少來支撐降成本。“今年的《政府工作報告》提出‘節用裕民’,這就是降成本的辯證關系,如果把裕民理解為給企業降低成本,節用就是政府削減支出。”他說。

  “通過打破支出存量固化,調整支出結構,也可達到減支的目的。打破支出存量固化,一方面要轉變政府職能,加快政府自身改革;另一方面要推進財政體制改革,加快中央和地方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,加快轉移支付改革。”劉尚希說。

  在融資成本方面,調研報告認為,當前各方反映企業融資成本高,根本原因在于金融與實體企業之間的“經絡”不通,金融與實體企業沒有實現良性循環。一方面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脫節,融資環境惡化;另一方面,資金在金融體系內循環,風險劇增。

  “在這種情況下,只有疏通‘經絡’,才能既遏制風險,又能從根本上降低融資成本。”劉尚希說。對此,調研報告提出了繼續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、鼓勵組建政策性或社會資本發起參與的中長期信貸機構、積極發展區域性金融組織、推進中小微企業征信體系建設等建議。

  調研報告認為,降成本最終需落腳到增強企業內生動力上來。推動企業降成本的根本路徑是通過全面深化改革推進制度創新,形成激勵機制,讓企業發揮其作為市場主體的主觀能動性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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